“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是回国创业最火的时候，平均每天诞生一家海归企业。”近日，记者在聚会上听到一位事业有成的海归企业家发出这样的感叹。几年过去了，当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海归创业者如今过得好吗？他们在创业过程遭遇了哪些不满意的事？

　　上海欧美同学会出炉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0月，留学回国人员在沪创办的企业已达4400多家，总投资超过5.5亿美元。但从发展趋势看，留学人员创业资格认定的数量已从2004年的274家下降至2008年的61家，呈逐年下降的态势。

　　而接受调查的海归们，满意度最低的事，依次为“子女教育”、“个税政策优惠”、“医疗和社保”，此外，缺乏创新机制、房价飞涨等抬高生活、创业成本等也在其列。

　　最烦恼：

　　进了名校也纠结

　　“土地、税务优惠如今家家都有，没什么稀奇。户口呢，因为上海市的户口政策越来越严格，基本没有操作空间了。所以很多区县的领导就承诺，只要你人才来，区里的重点学校，可以保证你小孩进。”2010年的上海“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吸引海外人才的竞争白热化，各区县都绞尽脑汁，试图给出最具吸引力的条件。最新的价码是：保证海归子女进重点学校。

　　重点学校巨大吸引力对中国父母来说不言而喻，但海归们领情吗？

　　近日，曾在日本留学并任访问学者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崔丕听到一位从加拿大回国的朋友抱怨，他在中关村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小孩回国后在北京一所重点学校上学，为了不把操场上的草坪踩坏，老师不让孩子跑不让孩子跳，只可以在操场上慢慢走，朋友担心这对孩子来说太压抑了。崔丕向记者回忆在日本时，“我去学校接孩子放学，发现很多工人跪在操场上，我很奇怪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是在把草里细小的土块用手碾碎，避免孩子奔跑时摔倒被硌伤。”

　　上海市一位侨务干部告诉记者，现在大规模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大多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出去，年龄在30岁到50岁之间，孩子正好在中小学阶段。

　　海归回国后不仅要和其他父母一样经历入学难入学贵，对中西教育环境巨大不同的不适应，也让他们和孩子无法接受。

　　今年4月，一位上海海归妈妈送孩子去对口的幼儿园报名，孩子的活泼好动让她遭遇了尴尬。这所示范性幼儿园的老师当场直言：“以后肯定要做规矩的，碰上不听话的时候，我们老师肯定要他们罚站罚坐的，否则我们也不好管教，你们家长要配合。我现在带的25个人的班级，叫他们站就站，叫他们坐就坐，服服帖帖，不要太好哦。”

　　这位妈妈的担忧是双重的，一方面怕“做规矩”的学校会压抑孩子的天性；另一方面怕“如果孩子在中国却有着美国教育下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怎么融入周围环境呢？”

　　被这种担忧“赶回国外”的海归不是少数。有“硅谷三剑客”之称的邓峰和两位好友一手打造的公司Netscreen，在美国创造了40亿美元的并购神话。2005年，邓锋带着妻儿和在美国得到的“第一桶金”悄然回国，在北京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这座刚刚落成的写字楼里做风险投资。

　　开始，邓峰的孩子被送到位于顺义区的国际学校上学，由于距离邓峰上班地太远，亲情交流困难，又转学到中关村四小，因为孩子难以适应国内教育模式，最终回到美国。

　　而今邓峰只能“海鸥式”地中国、美国两边跑。

　　很多海归父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政府对高级科技海归人才的子女教育非常重视。其就业的高校、企业，当地政府都会主动帮助解决子女入学问题。但中西教育之间的差距才是真正让海归父母们担忧的，不适应国内的那一套吧，怕孩子升学考试要吃亏；适应吧，又太压抑孩子的个性。”甚至有人把这种无奈称为 “中国现行教育是阻拦海归报效祖国的马奇诺防线”。

　　最后悔：

　　创业还不如炒房

　　“先生对中凯城市之光的房子感兴趣吗？我们公司有最新房源。”朱晓迅走出上海电视台的大门，快步来到对面的小区门口想拦辆出租车，结果被几个在小区门口蹲守的地产中介人员围住，递给他好几张印满房子面积、价格的房源单。“两房，108平方米，精装修750万元”，朱晓迅扫了一眼，迅速钻进身旁的出租车，身后中凯城市之光小区气派的欧式大门像十年前一样，在他人生的后视镜里渐行渐远。不一样的是，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毅然卖房创业的意气风发的年轻海归，而是一个身材已经发福，却仍为自己的小公司能否生存下来而打拼的中年人。

　　“我卖掉中凯的房子时，一平方米不到两万元。”在车上，朱晓迅若有所思地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厦门人朱晓迅从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毕业，进入西门子公司后被派往海外工作。“海外的经历使我萌发了创业的念头。”两年后，朱晓迅毅然辞职，并说服当了一辈子大学老师的父母，把他们在中凯城市之光买给自己做婚房的房子卖掉，拿着钱来到北京中关村创业。

　　几年下来，朱晓迅的公司略有盈余。但他“从没想过买房子，总想着先发展事业，房子以后再说。”2007年，朱晓迅关掉在北京的公司，到上海搞起了文化传播公司，女友也辞去北京一家国企的工作来上海帮助他。“我手里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主要是靠以前的人脉拉些单，换句话说，我的核心资源是人脉。”

　　朱晓迅的“这些单”大多是大型电信企业一层层转包下来的，他像食物链最低端的一环，与数不清的和自己一样的“小虾米”公司争抢着食物残渣。正是因为缺少核心技术资源，朱晓迅觉得没有发展前途，想“早点转型做文化商人”。

　　重回阔别多年的上海后，朱晓迅发现唯一的“核心资源”——人脉，在一个全新的地方也没有了。朱晓迅的人脉来自于他早年在海外工作时接触的人和公司。“五百强公司的平台太好了，给市长打电话，对方马上就接。但自己创业了才发现，大公司的平台没了，你在那些领导眼里什么也不是。”为了扩大人脉，朱晓迅还报读了上海交大的EMBA班。

　　朱晓迅没有想到创业如此之难，而且这个“饥一顿饱一顿”的创业阶段持续了十年，似乎还未看到升级的希望。

　　第一次去上海电视台和一个栏目洽谈业务时，华灯初上，朱晓迅指着电视台对面的小区对女友说：“等公司发展好了，我一定会把这里的房子买回来。”

　　但很快朱晓迅发现，他小小的文化传播公司能在上海滩不翻船已是万幸，至于赚钱买回中凯城市之光房子的誓言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今年年初，相处多年的女朋友离开他重返北京。朱晓迅苦笑着告诉记者：“怎么拦她呢，回北京我也买不起房啊，让我现在关闭公司套现去买套小房子，然后找份白领工作，过一辈子吗？那我当初为什么要创业？”

　　对于“回国创业后悔吗？”这个问题，朱晓迅的回答耐人寻味：“如果从人生价值说，回国创业我不后悔，即使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我看到了不同的人生风景。如果从世俗的成功标准来看，我当初不如不去创业而是去炒房，第一桶金会来得更快一些。”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