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员工眼中，这位老领导有种锲而不舍的力量，创业初期就做好了埋头研发多年的准备。吕渭川将他的思路归结为三个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应用研发平台，以及基于这两项的融资平台。在实验室阶段，他就开始着手构建融资平台，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后顾之忧。

　　2004以来，初创的天津国韵从国家科委、财政部、天津科委、开发区等各级机构获得了778万元的扶持，并且吸引了4家投资商的投资。虽然拥有了初期资金，吕渭川也发现了现实与预想的差距，他曾希望能够一次性融资到位，但在没有产品的情况下，只能按部就班。

　　2006年，天津国韵准备了第二轮融资，而在此之前，天津国韵已从实验室的规模扩大到1立方米的中试阶段，并在1年后变成158立方米的大罐，每批能产10多吨。实际上，产业化中这必不可少的一步就已禁锢了不少同行的发展，有些技术人员并未做好产业化准备，甚至借用其他企业的厂房进行中试。

　　成果初现时，嗅觉灵敏的投资方已经准备好对天津国韵的资本协助。首先关注天津国韵的是世界化工原料巨头——荷兰帝斯曼集团旗下的帝斯曼风险投资，在从煤化工转向生命科学之后，对方很认同天津国韵的理念。之后，找上门来的风险投资商一家接一家，从崇德基金、青云创投“中国环境基金”，到北极光创投和凯鹏华盈，天津国韵迅速汇聚了7大股东。

　　吕渭川透露：“目前在一些资本高手的建议下，我们正准备上市。像美国的同行虽然还没有产品出现，但已经拥有了4亿美元市值。从发展的角度，这的确能够为公司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对话吕渭川：我向往自我挑战

　　创业邦：您在退休之后又开始创业，您对创业有怎样的理解？

　　吕渭川：创业看似从零开始，实际上与创始人的资源密切相关，你必须有能力去整合各类资源，从技术到人才以及资本。没有过经历的人成功率肯定会低一些，但我的优势就是资源整合。我觉得退休后创业没什么劣势，我和年轻创业者一样，自己开车上班，平时喜欢运动，乒乓球打遍公司无敌手，他们正在琢磨培养出个陪练和我对垒。

　　创业邦：您在大型国企里做到了最高的职位，有什么样的感悟？

　　吕渭川：创业之前，有朋友曾问过我退休的打算，我的回答是，在脱离国有体制的基础上做一些事儿。在国企那些年，虽然是企业家，但感觉更像职业经理人，国企在大的框架内业能给我们一定的发挥空间，而我真正向往的是能够挑战自我能力的自主创业。

　　创业邦：对于天津国韵这种需要长期研发的企业进行融资，您有哪些心得？

　　吕渭川：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生物技术企业融资的报告。有人说创业初期资金就来自3F——家人（family）、朋友（friends）、傻瓜（fools）才会给你钱，我在创业初期就符合这个定义，最早是亲友们资助的，完全是因为信赖我个人。

　　对于后续的融资，我想技术型企业应该有几点关注。首先，要从原来单纯依赖技术过渡为不仅靠技术，还要靠资本，这需要观念的改变。另外，技术出身的创业者需要与投资人用同样的话语体系沟通，对方关心的不止是你的产品卖出去再获得利润，还希望看到企业估值的增长，是否能够以高回报的方式退出。当然，对于生物技术领域，权威的投资评估机构不多，所以我的方式是摆正位置，按部就班。创业的伙伴必须得找志同道合者，而投资人只需找同路人即可。

　　创业邦：作为一家生物新材料企业的创始人，您如何看待创新？

　　吕渭川：创新就是超前意识，可以是新东西，例如你的产品是人们5～10年以后会用到的；也可以是老品种的改良，要考虑让其更有生命力，例如在生产方式上创新，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让价格更便宜。